人生识字忧患始

伤感美文 yaming 6个月前 (12-27) 13次浏览 0个评论

  有些朋友问我,你写文章有稿费赚吗?
  
  说真的,自从开始在网络上写文至今,我已经极少再去投稿到报刊杂志了。我不是作家,我不靠卖文为生,我只是喜欢文字,喜欢网络,如此而已。
  
  写作是为了赚钱吗?那恰恰是最不赚钱的行当,至少,大部分认真写作的人是赚不到什么钱的。是为了得到一顶作家的帽子吗?至少我不是为了这个,自问会计师的帽子不比作家差多少。现在你到社会上去,说是一作家,看看能够换来多少崇拜的眼光,多少喝彩呢?
  
  人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着。那么一定是为了自己?是的,为自己。我自己平时的所思所想,愿意写成文字,我就写,我手写我心。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散文,我就写什么样的散文;希望有什么样的小说,我就写出这样的小说;希望有什么样的诗歌,我就写出什么样的诗歌。全凭我一人做主,这样不是自私自怜自恋,而是对自己文学眼界的自信–如果自己品味太低,写出来的必然是垃圾。但值得欣慰的是,即使是垃圾,也不至于媚俗,不至于需要看别人的眼色眼光去写。我这里给自己一个定义,不是作家,是识点字的读书人。
  
  然而,读书人也并非那么好当。苏轼有两句诗:“人生识字忧患始,姓名粗记便可休”。原诗本是苏轼谈论书法的一首名作,但后世的读者,往往会抛开原诗意思,而把目光单单停留在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这几个字上。
  
  相对于胸无点墨的乡野村夫、不知圣贤的市井小民乃至玩弄权术的达官贵人来说,读书人容易多愁善感、孤高自傲和放言时弊,自然在世俗生活和宦海生涯里受到掣肘、排挤和倾轧。在这个时候,满腹诗书往往不是人生成功的捷径,而变成了艰难跋涉的负担。苏轼正是有感于此,才发出了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的喟叹,看似戏谑的自嘲,实则揭示了古往今来读书人心头那永远无法舒展的死结。
  
  显然,苏轼于此心有戚戚。此诗作于北宋熙宁元年(公元1068年),此时苏轼刚过而立之年,步入仕途也已10年,按说正是大有作为的鼎盛年华,可是,人事纷争和仕途艰辛,让饱读诗书、通古晓今的苏轼对未来岁月有了一丝不祥预感–十年后苏轼即因“乌台诗案”被捕入狱,此后流放海陬,居无定所,最终客死他乡。
  
  儒术于我何用哉?苏轼也可以同样反问自己,他的答案也是令人感到沉重的:人生识字忧患始。
  
  才学困于时,因言而获罪,如此遭遇,如此心境,情发笔端,其实又何止苏轼一人?常言道红颜薄命,观诸文人,又何尝能免?屈原、贾谊、司马迁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、柳宗元等等,这些人无一不是才华横溢、睥睨当世,但又有谁的生活不是充满坎坷与荆棘?不要说成就一番理想事业,就连独善其身都难以做到。
  
  人生识字忧患始,竟是一句穿越时空、处处得到验证的谶言。在苏轼身后,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像辛弃疾、杨慎、曹雪芹、龚自珍这些有着深厚文化造诣的人,他们依然符咒难逃,依旧在崎岖的人生路途中落落寡合、艰难独行。
  
  这是历史发展的个案还是文化进化的必然?让我们看看当代。当代的一些天才的读书人,似乎总要经过特殊的苦难,才得以出头。
  
  诗人济慈的坟头刻着生前自己写下的墓志铭:“此地长眠者,声名水上书。”但无论声名是写在水上,还是写在天空,抑或刻在石头上。声名,都是由别人的眼光拼写成的。在文学的路上,并没有一条标杆,可以丈量每个人走出了多远。所有的标杆,都有失灵的时候,都有丈量不到的疆域。所以张爱玲说“出名要趁早”,要说“来得太晚的话,快乐也不那么痛快”。19岁的张爱玲在《天才梦》一文中自道:“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,从小被目为天才,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。”若不是历史的真空给了她时机,那么恐怕她的声名也会被淹没和涂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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